【張曼娟】住在工地的日子




張曼娟

曾經在大學當教授許多年,曾經在香港擔任臺灣文化代表;曾經出版過締造紀錄的暢銷書,如今想要回歸到沒有定位的狀態,好好過日子。喜歡旅行、觀察、發呆、胡思亂想。


專欄   慢生活

說著精彩的故事,14歲的我賣掉了自己的第一個家,解決了沉重的經濟壓力,於是,我們準備搬家了。

確定了再也無法擁有這個家,真正的離情別緒才洶洶而至。站在陽臺上和鄰居同伴們打手語的午後;鑽進鄰居家堆滿課外書的廁所閱讀;樓梯下方小儲藏室是我陰涼的庇護所;後門直接通往廣場,那一排防風林是我們玩家家酒時,想像的城堡。

聯考前的一個多月,媽媽把我安置在他們的眠床旁,那裡鋪了一個床墊,放滿了我得努力讀完的參考書與試題,每一天,除了吃飯,我就駐守在那裡。讀到眼睛痠痛,累得再也不能支持,便倒身入睡,睡醒了,洗把臉又繼續讀。

臥室的窗簾恆常是降下的,隔絕了炎暑與陽光,也隔絕了時間感,就這樣沒日沒夜的,一盞小燈陪著我最後衝刺。雖然,這樣的衝刺對我的聯考成績並沒有什麼幫助,卻已經考出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分。

因為搬家,我得收拾起這一方聯考戰場的遺跡,不免有些傷感。父母親卻沒有傷感的餘裕,因為有個更結實的難題撲面而來——在我們與買主訂好交屋時間之後,發覺新房子工程延宕,無法準時交屋了。

於是,我看著大人們展開一連串地協商與談判,最終得出的結論是:因為買主必須準時遷入,我們只好如期遷出,住進毛胚屋的工地裡。我們住進的工地沒有水電,工人幫我們拉了一條電線,夜晚來臨時,便點亮一盞巨型燈泡。而且,那並不是我們的新家,而是新家的隔壁,我們暫時棲身,工人會趕工將新家的工程做完。也許因為父母親都當過難民,他們隨遇而安的韌性夠強,牙一咬,就搬家了。

我記得曾有鄰居提議,可以先把家具搬到工地裡,我們則分住親戚或朋友家。然而愈是艱難的時刻,家人的情感愈凝聚,我們還是堅持要住在一起。說真的,住在工地這樣有趣又刺激的經歷,誰想放棄啊?

住進工地之後,所有的家具都隨意堆放著,沒有客廳也沒有臥房,廚房沒瓦斯,浴室沒有馬桶,我們全家人挑了最大的一塊空間,放上幾張床墊,睡在一起。每天都在施工的噪音與飛揚的灰塵裡過日子;用一個大同電鍋料理所有的食物;要養成按時大小便的習慣,因為一天只有幾次能去另一幢尚未賣出的公寓裡借用洗手間。

然而,對我們來說,最大的挑戰卻是沒有門。我們暫住的四樓公寓沒有門,連樓下進出的大門也沒有,完全是門戶大開的狀況。父親將我和弟弟的鐵床床架擋在門口,想像著能給闖入者一些障礙,然而這並不能安慰我和母親的恐懼,於是父親從街邊撿回一顆人頭,應該是美容院丟棄不要的,我們為她畫上林投姐的妝,放在鐵床架上,再用手電筒照著她,做為我們的守護者。每夜興奮地等待著闖入者發出魂飛魄散的恐怖叫聲。

常有人來探望我們,他們送來豬油,我們便吃豬油、醬油拌飯;他們送來大西瓜,我們翻找出西瓜刀將瓜就地正法;他們帶來一顆球,我們就在人車稀少的巷子裡玩躲避球。

住在工地的那個暑假,我的人生也掛著「施工中」的牌子,卻是一段逸出正軌的歡樂時光,讓我覺得困難啊什麼的,都只是過渡時期,一切終將變好的。●

 

(完整內容請參閱《小日子》060期 在臺灣尋找理想的生活光景)


摘錄自《小日子》 Apr.2017 No.6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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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=張曼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