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運紀錄片 長期詮釋權爭奪戰的開打

 

一種影像   匯聚力量的集體創作

口述=賀照緹(紀錄片工會監事)
獨立紀錄片製作人與導演,多年來拍攝邊緣非主流議題,作品在歐亞美洲影展展出並獲獎。製作中新作《只要我長大》獲美國日舞協會補助獎,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台灣導演。

撰文=葉思吟
圖片=紀錄片工會

籌拍學運紀錄片的工程浩大,但消息一傳出,便快速凝結來自四面八方的資源。

籌拍學運紀錄片的工程浩大,但消息一傳出,便快速凝結來自四面八方的資源。

學運紀錄片的發起,開始於「有些事情現在不做就來不及」的急迫感。當初與紀錄片工會現任理事長李惠仁、理事蔡崇隆討論,大家有個共識,便是要將能紀錄的東西先收下來,無論最後是否製作成紀錄片,至少能存檔作為資料庫,提供給有需要的人使用。

自行籌拍紀錄片另一個考量,則是礙於向電視台借調影片的收費頗高,並且在攝影觀點上各有立場取捨,因此邀請各界朋友從不同角度、輪流拍攝,盡可能將學運的多元面貌記錄下來。

從318學生占領立院開始,我們每天均高度關切發展,324學生攻占行政院遭清場後,進一步發現,主流媒體的報導開始出現極大反差,刺激工會決定要自己拍一部紀錄片;這項紀錄行動始於326,整個計畫以集體創作一部紀錄片為目標,分為六組分頭進行,包括製片、推廣、後製、剪輯、攝影、行政與10個影片小組,沒有導演,只有組長與顧問,希望讓不同的人透過鏡頭來發言。

我們試圖創造一種共同討論的氣氛,無論是內或外均然,工作分配採取互補模式,視事件發生現場,看誰在哪裡、哪裡有缺空就去補洞,那段時間幾乎24小時都有攝影在現場,工會這邊隨時有人待命,調配人力。

面對某些較大事件,例如白狼和學生對峙、警方將驅離立院學生的傳言四起之際,我們就立即透過網路發訊,召喚和分配能夠前進現場的朋友、確認攝影者是否完全掌握整體狀況,透過特寫與全景攝錄,盡可能涵蓋不同角度,就算只能站在外圍拍攝,也希望能夠記錄下當時各方狀態。

作為紀錄片工作者,我們對學運的理解,以及解析媒體報導的現象,體認這是一場「長期詮釋權掌握之戰」的開打。當不同攝影機並存於事件現場時,決定採取什麼立場、要如何詮釋,也就關乎站在什麼角度拍攝,那麼,哪種才是代表人民的詮釋權呢?尤其相對於高曝光量的主流媒介強力宰制,非主流的媒介該採取什麼觀點,還能呈現什麼樣的「真實」?

(完整內容請參閱《小日子》025期一起去逛菜市仔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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