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吳明益 × 張鐵志】小說的魔術 照見失竊的時代與記憶

 

聊聊天 推開魔幻與寫實間的文學密室

撰文 駱亭伶
攝影 簡子鑫
場地提供 Age Space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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繪圖=吳明益

「虛構文學有一種魅力,寫的是近在眼前的事物,卻又置入了另一個時空,一個平行世界。」繼《天橋下的魔術師》後,吳明益最新長篇小說《單車失竊記》,再次從老臺北中華商場出發,藉由尋訪與父親一起消失的鐵馬,召喚出二戰中不為人知道的銀輪部隊,和大象林旺的秘密。特別邀請嗜讀小說的張鐵志,與吳明益一起聊聊文學在虛構與真實之間,如何照見了失竊的時代與記憶。

《單車失竊記》由16個充滿電影鏡頭感的故事串連而成。

張鐵志《聲音與憤怒》被譽為世代搖滾青年的必讀之書。

 

 

 

吳明益
作家,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,成長於西門町中華商場。有時寫作、畫圖、攝影、旅行、談論文學,副業是文學研究。著有散文集《迷蝶誌》、《浮光》;短篇小說集《虎爺》、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,長篇小說《睡眠的航線》、《複眼人》,最新作品為長篇小說《單車失竊記》。

張鐵志
作家、文化政治評論者,成長於臺北五分埔眷村。關注國際政經議題、搖滾與文化。曾擔任《新新聞》副總編輯, 2012年因為《號外》雜誌邀請擔任主編,赴港;今年四月返臺,策畫新媒體。著作包括《聲音與憤怒: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?》、《時代的噪音:從狄倫到U2的抵抗之聲》等。

 

小日子(簡稱問):兩位是怎麼認識的?

張:2011年反國光石化,吳晟老師在立法院開記者會,我們倆都去了;後來明益也找我去東華上流行音樂的課。恭喜明益又寫了一部傑作,非常震撼的閱讀體驗,故事最原始的出發點是?

吳:寫作動機來自於2007年一位讀者來信。他問我《睡眠的航線》裡有一輛停在中山堂的腳踏車後來到哪裡去了?那不是故事的重點,我就跟他講,對不起,實在沒注意到,但這件事一直掛在心上。我已經忘記我爸腳踏車的樣子,就去翻家族相簿;這一找,有些回憶被召喚出來,決定重讀腳踏車史,卻發現臺灣的紀錄很少。

張:一本都沒有?產業的也沒有?

吳:有一些論文,寫的不是特別紮實,只有一本三重工業史,因為民國40、50年代很重要的幸福牌腳踏車行設在三重。但書面資料還是不夠,找誰問呢?一個是去老店修車,跟老師傅聊天,他們會給我一些線索。另外就是約網拍上買賣老腳踏車零件的人見面,聊得開心,他們會引薦圈子裡更懂的人。從這些痴迷者對細節的斤斤計較,比如車牌材質隨著時代,從燒琺瑯、鋁、鐵到水轉印貼紙的變化,我發現背後藏著一部臺灣的庶民史。像當時腳踏車要保險也要繳稅,對要出診的醫生、軍人或載貨的人是必需品,故事就這樣慢慢地立起來了。

我自己也在街上找車,他們管這叫野生的車。我隨身帶著寫著電話的卡片,把它綁在車把上,一個禮拜去看一次,有動的話代表車主還在,我就有機會。漸漸的就有一個城市的腳踏車地圖在腦袋裡面。

張:現在買了多少車?

吳:我現在手邊有七輛車。書中找車的過程就是我自己經歷的,為了讓人物更立體,另方面也是接觸之後就會著迷呀。

吳明益暑假將騎著幸福牌腳踏車到全臺獨立書店舉辦講座。                   

張鐵志平常在民生社區代步的捷安特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問:這都寫進了小說,難怪讀起來非常真實。以前常聽魔幻寫實,現在發現原來並不真的懂。因為看國外小說,不瞭解文化背景,整個都很魔幻,但這次閱讀不管是中華商場、圓山動物園或是二戰中的東南亞,都有一定程度的熟悉,像是跟著小說推開一間間密室,看見現實中錯過的細節,反而更魔幻了。

吳:對,這種寫法很重要的就是對本土文化的建構,作者對真實部分認識的越深,虛構的部分就越容易被相信,到後來讀者已經完全分不出哪部分是資料,那些是衍生出來的。所以我請日治、鄒族和臺語的研究者幫忙審定,特別是日治時代只要寫錯一個地方,整部小說就會崩潰;但如果真實的地方夠真,相對虛構部分就容易騙到讀者進入情境,開始享受故事,不再管真假。

吳:我讀到關於戰爭和腳踏車的書,才知道100多年前戰爭就開始使用腳踏車,中國和日本都有,透過我的同事學者蔣竹山,查到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報導過日本有個銀輪部隊曾來臺訓練。

因為日本當時要攻新加坡,英國在海岸佈署了大砲,從海上打一定打不過,唯一的機會就是叢林戰,很難運送大量的重裝甲部隊。就設想用腳踏車來作戰,後來英軍果然輸了這場恐怖的馬來半島戰役。這段歷史我看得太入迷,覺得太有道理;又意外衍生了一條線,就是中國軍隊在緬甸叢林裡俘虜了日本的大象部隊,就是大象林旺服役的軍隊。

張:這個故事太棒了,我也喜歡動物,但我沒想到從日治、二戰、戰後到當代歷史,可以藉由一輛腳踏車整個來貫穿。

張:沒有人幫林旺寫過書對不對?

吳:有的,林旺死後有一些書出版,張東君老師也寫了一本繪本。但最重要的是陪著林旺到臺灣的一個老兵寫的一本《今日台灣的活國寶─象瑞林旺小傳》,這本書在動物園的圖書室有藏。我們這一代跟林旺很親,大家都很遺憾牠和馬蘭沒有生小孩;我去讀了很多大象的科普書,發現大象的狂暴期是因為發情,可是林旺一直到老年都還情緒不穩定,所以我在小說就把牠和這場戰役結合在一起,牠也是二戰中的一個倖存者。

問:小說裡頭有同樣受到二戰影響的臺籍、鄒族、大陸老兵,也是特別設計的?

吳:這是我在中華商場長大的真實經驗。現在年輕人有時會有一點省籍的不平情緒出來,其實從小在中華商場就是各地人雜居,像我媽也會跟隔壁的客家人吵架,還有小說中常出現睡在我家門口的老李,是斷了隻手的老兵。那時唯一相同的是大家都一樣窮,突然就平等了。

我看到人背後的命運太重要了,省籍不是自己選的,我媽也不會去了解老兵有什麼痛苦,因為大家都很苦,但做為一個小說家的任務是去理解那一代的痛苦,我試著讓不同環境的人去面對著同一件事,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在過程中受了傷,包括動物也一樣,而且那個傷維持了很久,也許有這個意圖吧。

問:鐵志看了最有感覺的是哪一個部分?

張:很多部份都很感動,不管是人跟物件的情感,關於動物的傷痛,或是東南亞戰爭,都很迷人。這也反應到我對明益的感覺,擁有龐雜知識和思考,聚集起來又極其專業,對我來講他就像個魔術師。這本小說聚集了很多我所理解的吳明益,不管是攝影的觀點、蝴蝶及日治時代的研究,共同交織著一個新的圖像,讓我們用虛擬的方式去認識歷史,歷史中又有很大的想像空間,再現了真實。

問:小說也特別強調透過舊物去理解上一代的感情及所經歷的時代?

吳:不管是原住民還是我所接觸自然寫作,都相信萬物有靈,不管哪一個文明都有這個階段;那我們現在都不相信了,換電腦一定是賣掉或回收,但在我父親那個時代,像我家客人穿過不要的鞋子,還有老人來收購,可能拿去萬華賣給更弱勢的人。我爸曾經講過,我們已經很窮了,一定有更窮的人,所以沒有一樣東西是應該被丟掉的,我們曾經有過那樣的時代。

張:我爸爸也是,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超人,什麼交他手上都可以修好,也真的都不會丟東西,他現在最大的樂趣就是把一些看起來沒有用的東西再創造利用。當然我非常慚愧,幾乎就是一個雙手無能的人,本來想說文藝青年嘛,結果明益連修車也會(笑)。我現在租的房子是新的,刻意沒把舊家的東西帶過來,但我很想回去把記憶的櫃子打開,像以前收藏的音樂DM,我爸都把它好好的保存著。

我很迷戀奧罕.帕慕克的小說,前幾天剛好去了伊斯坦堡純真博物館,完全是生活之物構築的博物館,像裡頭的四千多支菸蒂,每個物體都承載了許多故事和記憶。過去的博物館都是服務於某一個大的歷史敘述,但它就像明益的小說,人的歷史一定有時代的痕跡壓在上頭,可以把個人的故事用那麼具體的物件去表達出來,非常豐富。看完我也想寫小說;你的小說讓人有這種衝動。

吳:每個人身上都至少有一本專屬的故事。小說就是一種敘事,我媽媽那一代就是嘴巴會一直講,但文字可以讓它更細膩、更美,更觸摸到人的心。

張:我有一個關於家族的故事,可能也是別人共有的經歷,我爺爺是跟著黃杰的部隊一起從越南撤退過來的,我也很陌生,但無論如何是可以挖的。

吳:像現在眷村都已經拆光了,但肯定不是只有住在眷村裡面的人才能寫眷村;我不是軍人子弟,都覺得那個空間很離奇,也是我一直想建構的故事的源頭,就像黃春明的羅東、莫言的高密,每個小說家都有一個他的基地。對我來說,中華商場以前有1,000多個店家,不是只有1,000個故事,而是有無限連結的故事。

問:請問看小說的嗜好對自己的影響是?

張:小時候花不少時間看亞森羅蘋、福爾摩斯或七俠五義。跟我個人生命的關係是大一開始參加社會運動,那時我積極去找某一類型的小說,包括張系國的《昨日之怒》、劉大任的《浮游群落》、楊照第一本長篇小說《大愛》,講得剛好是60、70及80年代臺灣知識青年的故事,尤其楊照小說裡頭寫了一個抗議歌手,一個彈吉他、唱歌的左翼青年,老實說我一度覺得,自己也應該是這種形象。

19歲的我,正在追尋一種火焰燃燒的生命,渴望投入比自身更大的歷史,一方面讀過去不熟悉的政治史,看藍博洲寫臺灣的50年代青年,並透過這些小說去思考生命的解答,影響是非常深刻的。

我有點困惑,自己寫的東西應該算是非虛構性寫作,但有時覺得跟寫小說一樣。比如寫Bob Dylan,以文學手法去陳述,帶有自己的情感與觀點,重新建構一段搖滾樂史的故事。

吳:臺灣老是在吵散文是虛構還是非虛構,其實只要像國外分虛構和非虛構文學,就單純得多。小說和詩都是虛構性較強的文類;散文就是沒有押韻的文章,抒情散文的本質也是非虛構,但分類不是為了文學獎的評選,只問寫作時的初衷與本質。

非虛構文學有太多種寫法,像你和馬世芳在寫音樂時,其實是臺灣散文史上一個不自覺的革新。你把所讀的資料和所愛的音樂,包括樂團或歌手,用自己的主軸去寫,又把時代放進來,對我來說這種寫法是很迷人的。我寫《浮光》,人家以為我在寫攝影書,我是自覺在寫一本新的散文,很長時間臺灣的散文比較溫柔軟調,強調知識性與批判反思的散文並不多,但其實在日治或胡適那一輩的作家都是有的。

國外倒是有不少這樣的寫法,我讀過一本《牛仔褲》,把整個美國史都寫進去;《鱈魚》也帶入北歐史又兼具文學性。我下一本非虛構的作品,想寫臺灣的蝴蝶史,可以從荷蘭、日治時代開始寫,一路寫到 2,000年的總統選戰,連戰曾經用蝴蝶做過Logo,有政治、有商業上的,用一種抒情的方法去娓娓道來,臺灣哪一年發行了哪一種蝴蝶的郵票?這種蝴蝶是在哪一年被發現的?博物學家在當時發生了什麼樣啟蒙的故事?讀起來不是很興奮嗎?

張:我自己一直想做的是寫臺灣的70、80年代。我看過很多美國寫60年代的書,那是一個讓人興奮的年代,包括政治、文化、藝術、性別等,在臺灣還沒有類似的作品。那個時代臺灣發生過那麼多影響劇烈的運動,政治、文學、劇場⋯⋯,非常迷人;我想用一個非虛構的寫法,以不同軸線去寫當時各項運動如何相互影響,當然要作很多田野調查和訪談,這是我自己小小的夢想。

或許一開場就是美麗島事件施明德四處大逃亡的場景,然後再回溯去寫1970年代,臺灣現在寫的還都是較為平鋪直敘的,但這可能要三年才能寫一本出來,其實在國外記者會去寫的,像八旗出版社所引進的《列寧的墳墓》。

吳:有越來越多作品引進臺灣,有一些刺激作用,年輕作者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寫,或許野心就出來了。將來這類型書寫可能凌駕傳統臺灣抒情散文的質量。

問:小說中揭露了戰爭中無差別殺人的本質,對照承平時代,像臺灣也發生無差別的隨機殺人事件,兩位有甚麼看法?

吳:捷運殺人事件之後,曾有報社打電話給幾個作家,請教有無文學上的詮釋;國外有很多作家會去寫,但在臺灣,眼看是沒有。殺人理由千百種,必須要很了解一個人的人生才有辦法。而我們做為局外人,認為殺人就讓他死,這是最簡單的邏輯,但我想一個作家的責任不是這樣的,這件事吃力不討好,時間點若過去了,比較可惜。

像村上春樹寫地下鐵殺人事件,是他變成一個好作家的轉折,要訪談那麼多受害者和加害者,並不容易,我自己都知道,跟一個人交心會有壓力,非常辛苦。

張:我的觀點跟明益接近,當然殺人的傢伙是很可惡,但更關注的是他為什麼做這件事。像日本有部電影,妻夫木聰演的《惡人》,報紙只會說他有多壞,但從電影中觀眾會看到因果。我想釐清的是對一個人的理解,並不等於要赦免其刑責,理解不等於認同,而是瞭解問題如何可能出現又如何被防止。

這件事除了作家之外,記者也可以做,現在是失職了,但需要花長的時間,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,也希望有更多媒體提供資源來支持其投入。▍

撰文 駱亭伶
攝影 簡子鑫

摘錄自《小日子》 July. 2015 No. 0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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